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为什么说一个国家的经济难以维持强势增长呢？一种普遍接受的解释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穷国可通过简单改进（比如铺路）加快发展速度，但是在达到中等收入后，它们就很难维持先前的高速增长。此时，它们需要开发更先进、更高效的产业。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发展陷阱”，它可以让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偏离发展轨道。创造生产性行业的前提是拥有高效的行、学校以及监管体系，而这需要持续稳定的投资和信贷支撑。然而，所有这些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这些基础设施的欠缺，必将在长期内制约一国发展。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发展阶梯上的每个阶段，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从年开始，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年，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巴里艾琛格林和同事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谷歌检索“中等陷阱”一词时，可以得到40万条相关链接。点开这些链接，他们发现，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仅有南非和印度这样的困难国家，也有马来西亚、土耳其等较为富裕的国家。不过，在这些链接中，陷阱这个概念的内涵很模糊，定义也多种多比，它无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些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最有可能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最早是由世界银行在年提出的，但在年9月，世界银行的新一批研究人员重新分析了这个概念，并提出了系列疑问。
他们说，研究表明这种陷阱的“存在性没有几乎任何依据”，对于能否按一国正处于追求欧美国家的哪个阶段来判断其是否处于中等收入这个问题，研究人员也提出了若干质疑。他们发现，一国经济会在很多收入水平上陷入停滞，而不只在划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临界点上。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正常水平。仅仅因为其经济增速低于快速集聚所需要的速度，就把“陷阱”这个标签贴到这些国家的身上，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多国家一直陷于贫困状态，比如孟加拉国、尼日尔、萨尔瓦多和莫桑比克等，其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美国的5%。
然而，富裕国家也会遭遇停滞甚至是倒退。艾琛格林团队发现，当一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75%时，其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达到最高，但这个水平已远远超过了中等水平的收入。而且很多国家在达到非常富裕的水平后，仍出现了长达7年的增长停滞：日本的人均GDP在年达到美元时，经济增长率大幅回落；中国香港地区的人均GDP在年达到美元，而后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现象；新加坡在年达到美元后出现经济下滑；挪威在年达到美元后经济停滞；爱尔兰和英国在年分别达到了美元和美元，随后也陷入停滞。
而且，这些国家遭遇的增长放缓或停滞非常严重。在年之前的7年中，爱尔兰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6%，但是在随后7年里一落千丈，最后竟然出现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下跌到-13%。当然，至今我们还不知道用哪个词来描述爱尔兰的境遇。不过，既然有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或许也可以用“繁荣陷阱”这个词在某些罕见的特例中，经济衰退可能会非常恶劣，以至于将新晋的富浴国家再次拉回中等收入行列。这种情况在20世纪至少出现了3次。在过去的年里，委内瑞拉经历了从中等收入到富裕国家、再返回中等收入的轮回。
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30年代曾达到美国的65%，但是到了年，便降到只有美国的20%。限下的希腊也是一个例子，希腊金融业从年开始遭遇危机。随后，希腊降级为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也跌破了标志发达国家的美元大关。造成希腊衰落的原因是漫长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也是出现这种特例的主要诱因就平均数量而言，每进入下一个10年，在收入水平上降级的国家超过升级国家的数量都会有所增加。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收入水平降级的现象，包括50年代的非律宾、八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南非和伊朗。
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二战结束后的这段时期有13个经济体向上突破收入临界点成为高收入国家，同时有31个国家向下跌破临界线，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低收入国家，其中就包括饱受战争摧残的几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和海地。经济学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强势增长通常缺乏“持久性”。早在20年之前，这种现象就得到了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及其同事的证明，并在随后被反复验证但它们几乎都是负面案例。例如，萨默斯和普里切特将“超级高速增长”定义为在至少8年里维持6%的年均增长率。
他们对年以来经历过“超级高速增长”的全部28个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国家经历的超常繁荣“极为短命”，平均持续时间为9年，随后便开始滑坡，而且几乎都是以非常快的速度急剧下降。一般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年均增长率要回落至勉强超过2%的水平。对所有国家来说，这个增长率是“近乎完整的回归中值”。这种过程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不为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