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世界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绝大多数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世界贸易显著萎缩、国际直接投资断崖式下降、全球金融市场大落大起、全球债务水平快速攀升。年及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新冠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预计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5.5%。
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
一、概述
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4.4%、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4.7%[1]。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最大幅度的产出规模萎缩。这次产出规模萎缩主要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的。各国政府限制人员流动、关闭人员密集的活动场所等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居民面对病毒威胁自发减少外出活动等行为，同时造成供给受限和需求减少，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规模的大幅度萎缩。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六次名义GDP的萎缩，分别发生在年、至年、年、年、年和年。其中年至年的萎缩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年的萎缩是由互联网泡沫破裂引起的，年的萎缩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年和年并没有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其名义GDP萎缩是由经济增速和通胀率下滑以及汇率变动引起的。前五次名义GDP的萎缩，除年之外，均伴随着实际GDP的正增长。年世界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正增长0.01%，但按市场汇率计算负增长2.0%。唯有年这一次，世界名义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和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实际GDP均出现大幅负增长。可以说，新冠疫情带来的世界产出损失是空前的。
在上年度报告中，我们预计年世界GDP按PPP计算的增长率为2.9%，低于当时预计的年3.0%的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10月在预估世界GDP当年增长3.0%的情况下，预计年世界GDP增长率将上升到3.4%的水平。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也大都预计年世界GDP增长率会比年有所上升或者持平。我们是少有的在当时预计年世界GDP增长率会下降的机构。当然我们并没有预见到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下降，因为我们并没有预见到年世界上会出现一场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哪个经济预测机构预见到了这场疫情冲击。
二、世界经济总体形势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形势表现为八大主要特征，分别是：世界生产总值大幅负增长，失业率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国际贸易显著萎缩，国际投资断崖式下降，全球金融市场大落大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不一。
（一）生产总值大幅负增长
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主要经济体实际GDP普遍出现大幅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年世界GDP增长率比下降7.2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年GDP增速为-5.8%，比年下降7.5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为-3.3%，也比年下降7.0个百分点[2]。
主要发达经济体无一例外出现实际GDP负增长。年美国GDP增长-4.3%，比年增速回落6.5个百分点。欧元区GDP增长-8.3%，比年增速下降9.6个百分点，其中德国增速下降6.6个百分点至-6.0%，法国增速下降11.3个百分点至-9.8%，意大利增速下降10.9个百分点至10.6%。英国和加拿大的GDP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和-7.1%，日本经济增速下降至-5.3%，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总体上下降至-3.8%。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也出现了普遍的实际GDP负增长。经济最活跃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年GDP增长-1.7%，比上年下降7.2个百分点。中国和越南是少有的仍然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和越南也经历了大幅度的增速下降。其中中国GDP增长率从年的6.1%下降到年的1.9%左右，越南GDP增长率从年的7.0%下降到年的1.6%左右。除中国和越南以外，其他主要亚洲新兴经济体均出现负增长。印度GDP增长率从4.2%下降到-10.3%，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五国的整体GDP增长率从4.9%下降到-3.4%。新兴与发展中欧洲经济体在年同样出现大幅度负增长，GDP增长率从年的2.1%下降至年的-4.6%。其中土耳其经济雪上加霜，其GDP增长率从年的0.9%下降至年的-5.0%，俄罗斯GDP增长率也从年的1.3%下降至年的-4.1%。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发展中地区，该地区整体GDP增长率从年的0%下降到年的-8.1%。其中阿根廷GDP增长率从年的-2.1%进一步下降到-11.8%。巴西和墨西哥GDP增长率分别从年的1.1%和-0.3%下降到年的-5.8%和-9.0%。中东北非地区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和油价持续低迷导致GDP增长率从年的0.8%下降到年的-5.0%。其中沙特GDP增长率从年的-0.3%下降到年的-5.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未能幸免，其GDP增长率从年的3.2%下降到年的-3.0%。
（二）失业率开始升高
疫情爆发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均处于历史低位。疫情爆发后，各国失业率明显上升。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不少国家均采取了相对严厉的防控措施，加上居民对疫情的恐慌，一些国家短期内出现了大规模失业。随着各国政府的经济救助政策不断出台，疫情形势好转，经济活动在疫情防控状态下逐步复工复产，部分国家失业状况有所缓解，但与上年同期相比，世界各国失业率均有所上升。且秋冬季疫情反弹，全球失业状况再次恶化。
美国出现大规模失业。疫情爆发初期，美国失业率从年2月的3.5%迅速上升到4月的14.7%，此后虽所回落，但到年10月仍为6.9%，相比年10月，上升了3.3个百分点。美国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年10月美国失业人数为万人，相比年10月增加了万人。与此同时，美国就业人数大幅减少。年10月美国就业人数为1.亿人，相比年10月减少了万人。就业人数减少幅度超过失业人数上升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即在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过程中，部分劳动年龄人口退出劳动市场，不再寻找工作，成为自愿失业者。年10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1.7%，相比年10月下降了1.6个百分点。美国劳动市场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工资水平的上升。美国非农私营企业全部员工平均时薪从年10月的28.24美元提高到了年10月的29.50美元，平均周薪从.46美元提高到了.60美元，涨幅分别为4.5%和5.7%。一般情况下，就业人数下降和失业人数上升意味着劳动需求减少，且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因而工资水平会出现下降趋势。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出现工资上升，是比较费解的。对这一反常现象，目前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美国政府对失业人员的补贴提高了就业的机会成本，且部分针对企业的救助是以保留就业为条件的，因而导致劳动成本上升；二是认为疫情主要导致低收入劳动者失业，留在岗位上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因而在统计上表现为平均工资上升了。
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失业率上升。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恶化。欧盟整体失业率从年9月的6.6%上升到了年9月的7.5%，欧元区失业率从年9月的7.5%上升到了年9月的8.3%，英国失业率也从年9月的3.8%上升到了年9月的4.8%。日本是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其失业率也有所上升，从年9月的2.4%上升到了年9月的3.0%。另外，加拿大失业率从年9月的5.0%上升到年9月的8.1%。澳大利亚失业率从年9月的5.1%上升到年9月的6.8%。
新兴经济体也普遍经历了失业率上升的过程。疫情爆发后，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年12月的5.2%迅速上升到年2月的6.2%，此后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逐步展开，失业率不断下降，至年9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已回落至5.4%。俄罗斯的失业率从年9月4.5%上升到了年9月的6.4%。阿根廷的失业率则从年6月的10.6%上升到了年6月的13.1%。南非在疫情爆发前就是失业状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疫情出现后其失业率从年9月的29.1%%进一步上升到了年9月的30.8%。
（三）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
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率均有所下降，部分经济体出现了通货紧缩。疫情及疫情防控导致各国供给和需求同时减少，但是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的现象表明，各国需求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总体上表现为总需求不足。
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从年9月1.7%一度上升到年1月的2.5%。疫情爆发后，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至年5月，CPI同比增长仅为0.1%。受美联储迅速降息、无限量等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强行推动经济恢复措施等影响，CPI从6月开始逐步回升，至年9月，CPI同比增长率回升至1.4%，但比年9月仍下降0.3个百分点。美国核心CPI和美联储用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也表现出相同的变化。其中核心CPI同比增长率从年9月的2.3%，一度下降到年5月的1.2%，此后略回升至年9月的1.7%。美国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从年9月的1.7%，一度下降到年4月的0.9%，此后回升至年9月的1.6%。
欧洲和日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欧元区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年10月同比增长率为0.8%，已经处于通货紧缩边缘。疫情爆发后，通胀率继续下降，至年8月，HICP同比增长-0.2%，且9月和10月均保持同比0.3%的负增长，通货紧缩已经显现。整个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也从年9月的同比增长率1.0%，下降到年9月的0.2%。欧洲总体物价水平接近于零增长。疫情进一步爆发很可能导致欧盟整体上进入通货紧缩状态。日本物价本已徘徊在通货紧缩边缘，其CPI同比增长率在年9月仅为0.2%，此后有轻微回升。疫情爆发后，CPI同比增长率再度下降，至年9月已至零增长。且其核心CPI从年4月开始出现-0.2%的增长，至9月，核心CPI同比增长率为-0.3%。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有个别国家年下半年通胀率回升较快。俄罗斯CPI同比增长率从年9月的4.0%下降到年9月的3.7%。巴西全国CPI同比增长率在年9月时为2.9%，年5月曾下降至2.1%，此后快速回升，年9月已达3.9%。印度CPI同比增长率在年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至疫情爆发前，已经从年1月的0.8%上升到年1月的8.8%。疫情爆发后，通胀率有所回落，年9月CPI同比增长7.3%。南非CPI同比增长率从年9月的4.1%下降到了年9月的2.9%。中国CPI同比增长率从年9月的3.0%下降到了年9月的1.7%，10月进一步下降至0.5%。通货膨胀严重的阿根廷，其CPI同比增长率也从年9月的50.5%下降到了年9月的36.6%。
（四）国际贸易显著萎缩
受中美两国经贸冲突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影响，全球国际贸易在年出现了萎缩。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国际贸易再次萎缩，且萎缩幅度显著扩大[3]。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4%和-21.3%。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4.0和18.1个百分点点。排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世界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7%和-16.3%，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3和16.0个百分点。
中国最先受到疫情冲击，年一季度国际贸易额迅速下降，出口额同比负增长13.4%。二季度疫情得到控制后，复工复产迅速推进，尽管世界其他国家疫情相继爆发，外部需求受阻，但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开始快速恢复，二季度出口额实现了0.1%的正增长。
美国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国际贸易受到的影响也最为严重。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美国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0%和-29.8%。比上年分别下降4.4和26.9个百分点。
中美以外的世界主要地区和主要经济体也都出现了贸易萎缩现象。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亚洲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8%和-10.1%，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5.6和7.4个百分点。日本和韩国的疫情并不严重，但其对外贸易受到的影响仍然较大。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日本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4%和-23.7%，韩国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8%和-20.37%。欧盟货物出口总额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5.2%和-24.1%，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1.1和20.5个百分点。其中德国货物出口额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1%和-25.2%，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0.6和18.1个百分点。拉美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在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7.3%和-19.4%，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2.3和15.0个百分点。
（五）国际直接投资断崖式下降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为1.54万亿美元，比上年小幅上升3%[4]。新冠肺炎疫情中断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复苏势头。疫情不仅使投资机会减少，而且使已有的国际投资项目不得不推迟甚至取消。年上半年，全球FDI流入额比上年同期下降49%，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下降75%，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减少16%。联合国贸发会估计，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将比年大幅下降40％，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将在年的水平上进一步减少5%-10%。
分地区来看，年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预计将下降25％至40％。其中欧盟下降约为30%至44%，北美下降约为20%至36%。亚洲发展中国家流入的FDI在年预计减少30％至4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年流入FDI的降幅预计分别为40％至55％、25％至40％。转型经济体流入的FDI预计下降30％至45％。
新冠疫情不仅对当前的国际直接造成短期重大负面影响，还将对未来的国际投资造成长期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疫情期间关键医疗用品的短缺，实施了投资限制措施。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对外国投资实施审查措施，防止因外国投资者收购、控制公司导致欧盟安全或公共秩序受到威胁。年3月29日，澳大利亚宣布对所有外国投资申请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时间由原来的30天延长至最多6个月。年4月17日，印度政府也宣布了新修订的外国投资政策，对来自与印度有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加强了审批。这些措施长期内不利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
（六）全球金融市场大落大起
年全球疫情爆发后，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出现大幅震荡，美国股市四次熔断。各主要中央银行实施大力度货币宽松政策，并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进行救助，推动各国股市重新走高，在实体经济衰退过程中制造出了股市繁荣。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美元指数下行。黄金避险功能强化，金价大幅上升。
年3月9日至18日，美国股市在8个交易日内4次熔断，两周之内，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25%、22%和20%。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股指也纷纷大幅度下挫。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25%-1.5%下降至0-0.25%，并宣布实施无限量宽政策。世界各主要中央银行也纷纷降息，甚至实施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加大量宽力度。全球主要股指不断上升，屡创新高。截至年11月16日，美国三大股指相比3月最低点涨幅均在60%以上。从年初以来至11月16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5%、12%和33%；日经指数上涨10%；上证指数上涨9.5%。欧洲各大指数在3月以后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但并没有回升至年初的高点。
美元常常在国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或危机期间显著升值。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一般都会伴随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而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时具有一定的避险资产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动荡期间，美国境外资金会回流本土救助国内企业。年3月美股熔断和全球股市暴跌期间，美元指数再次迅速升高。从年3月9日至19日的几天之内，美元指数暴涨8%。此后，因美国成为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和实体经济受到的严重负面冲击，美元开始了较长时期的贬值过程。截至年11月16日，美元指数相对3月19日的高点下跌了9.9%，相对年初也下跌了4%。与此同时，世界各主要货币相对美元纷纷升值。从年年初到11月16日，欧元对美元升值了5.9%，日元对美元升值了约4.2%，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约6.3%。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美元贬值，导致黄金价格大涨。伦敦黄金现货价格从年初的每盎司1美元左右上涨至8月份的每盎司美元。此后金价虽有所回落，但截至11月16日，黄金价格仍保持在每盎司美元，相比年初上涨24.5%。
（七）全球债务水平快速攀升
受大规模经济救助和刺激政策影响，年全球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度攀升，且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年的.3%上升至的.5%，一年之内提高20.2个百分点；政府净债务与GDP之比从年的76.7%上升至年的96.1%，提高幅度也接近20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总债务/GDP从年的52.6%上升到年的62.6%，提高约10个百分点，总体上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GDP从年的43.3%上升到年的48.8%，提高约5.5个百分点。
美国政府总债务/GDP显著提高，年为.7%，约为.2%。日本政府债务状况继续恶化，政府总债务/GDP从年的.0%上升到年的.2%。从年以来，欧元区政府债务状况持续好转，其政府总债务/GDP水平一直处于回落过程中，但年再次明显恶化，政府总债务/GDP从年的84.0%大幅度升高至年的.1%。欧元区所有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均显著上升，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重债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幅度更大。其中希腊的政府总债务/GDP从年的.9%上升到年的.2%，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政府债务/GDP超过%的高收入国家；意大利政府总债务/GDP从年的.8%上升到年的.8%，葡萄牙从.7%上升到.2%，西班牙从95.5%上升到.0%。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总体上升幅度虽然比发达经济体要低，但其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较大，特别是那些债务水平本来较高且继续大幅上升的国家。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国际警戒线且继续上升的国家数目，从上一年的7个增加到了22个，且有3个国家超过%，分别是安哥拉（.3%）、巴西（.4%）和委内瑞拉（.8%）等[5]。低收入国家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且继续上升的国家数目，从上一年的5个增加到了11个，且有4个国家超过%，分别是刚果（.5%）、莫桑比克（.3%）、苏丹（.4%）和赞比亚（.0%）等[6]。这些国家隐藏的债务风险比较大。
各国企业债务在年和年均有所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从年底至年底，全球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92%上升至95.1%，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至96%。发达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年的89.3%上升至年的91.5%，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上升至92.1%。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年的96.1%上升至年的.7%，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至.1%。疫情爆发引起的经济衰退将大幅度降低企业收入，到年底，全球企业债务水平还会大幅度提高。
全球居民债务水平在疫情爆发后反而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限制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救助缓解了居民收入下降，两方面因素导致居民储蓄大增，债务水平反而下降。年一季度末，全球居民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从年年末的61.6%下降到了60.5%，其中发达经济体从73.4%下降到72.1%，新兴经济体从43.1%下降到42.2%。
（八）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不一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年10月到年9月期间总体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下跌了13.1%。大宗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下跌主要是由燃料价格大幅下跌引起的，除燃料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年10月到年9月期间，全球燃料价格指数下跌了31.3%，除燃料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了16.5%。在燃料以外的其他商品中，食物价格指数上涨10.5%；农业原料价格指数上涨2.5%；矿物与金属类商品价格指数上涨20.9%，其中贵金属价格指数上涨27.3%，矿物与非贵金属价格指数上涨13.3%。
年的原油价格相对于年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受OPEC和俄罗斯没有达成减产协议以及新冠疫情影响，原油现货价格曾从年底和年初的70美元/桶左右的高点一路回落至15美元/桶以下。其中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于年4月21日跌至13.28美元/桶的全年最低点，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于4月22日跌至13.56美元/桶的低点。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现货价格更是在4月21日出现了-37.63美元/桶的负油价，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此后，由于OPEC与俄罗斯等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国际油价有所回升，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在40美元/桶左右。年11月15日，布伦特、迪拜和西德州原油现货价格分别为43.2美元/桶、43.9美元/桶和41.3美元/桶[7]。
三、影响世界经济的几个关键因素
年世界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而出现衰退，年世界经济仍可能在新冠疫情阴影笼罩之下，但经济活动会有所恢复，经济增速会有明显反弹。反弹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各国对疫情的防控能力有所提高，防控策略更加适当，防控物资的生产和准备也更为充分，疫情防控对经济活动的损害程度降低；二是居民和企业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更为充分，自我防范和适应能力更强，疫情期间从事经济活动的安全空间更大；三是疫苗的出现将遏制疫情蔓延并加速经济活动的恢复。年世界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增速反弹力度还取决于一些关键的因素，其中包括：新冠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因疫情爆发而衰退，也将因疫情结束而恢复。疫情虽然对世界经济产生一些长远影响，但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短期内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若疫情无法得到控制，甚至进一步恶化，则世界经济活动将持续受到疫情和疫情防控的抑制；且疫情持续时间越长，经济受到的长期损害越大，越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在屡创新高。年9月，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每日30万[8]，而到11月，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时超过每日65万例，新增死亡人数最高时超过每日1万例，相当于每分钟约人确诊、约7人死于新冠病毒。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到年11月13日，创出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9万的新高，疫情处于失控状态。欧洲、拉美、非洲和亚洲也在秋冬季出现疫情再次爆发。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中国，也偶尔有零星病例出现。年新冠疫情会有多严重，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从目前来看，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年疫情控制取得有效进展。一是疫苗的出现并投放使用。当前已有多个疫苗研发在顺利推进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年疫苗投放使用是大概率事件，这将对遏制疫情扩散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疫苗研发成功和取得生产许可的时间、产能的大小和使用方式等均会对疫情趋势产生影响。二是拜登政府上台，有利于美国疫情控制，也有利于国际抗疫合作。
总体来看，年新冠疫情仍将会持续，特别是年春季还存在进一步爆发的可能。同时，新冠疫情在年逐步得到控制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但是疫情会不会在年完全消失，仍然是个未知数。疫情越早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增速反弹就会越强劲；疫情越严重，世界经济恢复就越难实现；且只要疫情没有消失，世界经济就难以得到完全恢复。
（二）全球价值链的调整
全球价值链从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在调整。年及未来几年，全球价值链将在两大因素作用下加速调整，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加速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一个因素是中美经贸冲突，另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
中美经贸冲突中加征关税和美对华高技术企业打压均引起全球价值链调整。加征关税引起部分企业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和美国等地，也有部分美国企业将更多的生产活动布局到中国。这种转移在年和年就已经发生过，年因疫情暂停。未来的转移压力取决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尽快达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协议。美对华高技术企业的打压对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影响更为深远。若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持续打压，则中美之间在高技术领域的价值链将出现更大程度的分离，并引起全球价值链逐步分裂为两个体系甚至多个体系，而不是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新冠疫情使各国政府和依赖国际供应的企业均认识到外部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安全风险，供应链安全将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考虑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安全因素将引起供应链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更加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均可能将更多地供应链集中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是更加多元化的供应。对于无法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可能有意识地寻求可替代的多个供应来源地，防范单个供应来源中断带来的风险。三是更加伙伴化的供应。部分国家之间可能组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伙伴，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关系，为国际化的供应链提供更好的政治安全保障。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等新的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或者双边协定，有利于在区域或者双边层面发展跨国供应链。上述三个发展方向表明，考虑安全因素后，全球供应链中会有一部分向国家内部集中，但不会所有的全球供应链均成为国内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会因多元化和伙伴化供应关系的建立，继续在国际上扩张。越是紧张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越是宽松和缓和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多元化和伙伴化的方向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将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生产与分工格局，也将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三）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经济政策，破坏了稳定的多边经贸关系和多个区域及双边经贸关系，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世界经济增长均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将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对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会带来新的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关税战升级的风险下降。若中美能较快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甚至达成更广泛的开放型经贸协议，则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以及全球贸易投资均会受到积极影响，世界经济有望加速恢复。若中美之间迟迟达不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协议，则不仅中美贸易投资将继续受到抑制，全球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恢复也将需要更长时间。在与中国科技企业的竞争问题上，拜登政府是继续采取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限制科技人员交流的方式，还是采取增强美国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前者不利于全球技术创新和世界经济增长，后者有利于世界经济创新发展。
拜登政府若致力于回到多边体系和通过区域协定来调整贸易投资政策，将对稳定全球贸易体系有一定帮助，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可能受到积极影响。但若拜登政府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采取一些排他性的安排，在国际经济规则调整中设置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优势的条款，则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仍将受到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将受到削弱。
拜登政府还可能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这对全球绿色发展将起一定的正面作用，对能源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将具有推动作用，但将抑制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并对石油出口国造成不利影响。
（四）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
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受限导致大量居民和企业出现短期收入骤降甚至收入中断，各国政府和央行迅速采取了大力度的救助措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为应对疫情引起的经济困难，截至年9月底世界各国共推出财政计划11.7万亿美元，超过全年世界GDP的12%[9]。全球主要央行除迅速降息或者保持负利率和采取收益率曲线控制外，还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美联储甚至采取无限量宽政策，约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首次使用量化宽松[10]。另外，央行直接对企业提供贷款、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等过去不被使用的手段被纷纷启用。财政货币政策得到极限式使用。
年可能有两种情况需要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一是疫情可能再次爆发，经济活动可能再次停顿，需要新的财政货币救助措施。二是疫情虽然逐步得到控制，但是持续时间较长，居民和企业受到损害的时间较长，特别是出现大量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难以得到有效恢复，需要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刺激。
然而，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将面临两大制约。一是财政能力的制约。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各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年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债务受到的政治阻力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美国、欧盟和一些主权债务余额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二是货币政策空间的制约。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均已处于利率下限附近，几乎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量宽、直接给政府和企业提供资金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虽然看起来仍有空间，但若通货膨胀率上升较快，或对通胀率上升存在担忧，则会对其造成较大约束。美联储改变了货币政策框架，通胀目标由2%修改为平均2%，把容忍的通胀率提高到2%以上，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宽松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但是，大量投放货币是可能提高通胀率和通胀率预期的。一旦通胀率或者预期通胀率较大幅度地超过2%，则宽松货币政策空间就会受到限制。
财政能力约束和货币政策空间约束会对年各国的财政货币扩张力度和扩张时机造成影响，并降低其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效果。
（五）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和大规模财政货币资金投放从三个方面极大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一是企业收入大幅度下降和企业债务大幅度扩张，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降低了银行和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质量。财政和货币救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舒缓企业的财务风险，但一旦救助停止，或者疫情延续使得企业收入增长过慢，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就可能爆发，企业倒闭和破产潮还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
二是政府债务水平增长过快，主权债违约风险上升。特别是那些没有主权货币的重债欧元区国家，和那些债务水平本来就高、且再次快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违约风险尤其大。年各国仍需使用财政手段支持经济恢复，政府债务水平还会进一步上升。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主权债违约事件或者出现主权债融资难的事件，金融市场对主权债的信心就会受到较大冲击。这种情况既会造成金融市场动荡，也会制约各国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财政能力。
三是股市繁荣的实体经济基础不牢，股市下行风险较大。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分别从年初的22、24和33，快速上升到年11月16日29、35和69。其他主要国家股市的市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市盈率的快速上升反映了股价表现和实体经济表现之间的严重背离。年和7年美国股市崩溃前，市盈率均出现短时期内的急剧上升，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股市繁荣是存在较大风险的。年实体经济会有所好转，这对股市稳定来说是有利的。但企业债务风险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可能降低，企业财务不可持续的风险可能爆发，这些不稳定因素也有可能造成股市震荡。
四、年世界经济展望
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年世界经济将强劲反弹，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5.2%，比年提高9.6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3.9%，比年提高9.7个百分点。美国增长3.1%，欧元区增长5.2%，日本增长2.3%，比年分别提高7.4、13.5和7.6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6.0%，比年提高9.3个百分点。中国增长8.2%，比年提高6.3个百分点。印度增长8.8%，俄罗斯增长2.8%，巴西增长2.8%，南非增长3.0%，比年均有明显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年世界GDP增长率为4.8%，比年提高9.5个百分点。其他国际组织也预测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提高。世界银行预测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4.3%，比年提高8.4个百分点；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4.2%，比年提高9.4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5.2%，比年提高11.2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5.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5.2%，均比年上升9.9个百分点。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反弹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好转和世界应对疫情能力的提高。我们的估计略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主要是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年四季度疫情再次爆发将再次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年的增长基数相对更低。二是拜登政府上台有利于美国疫情控制、国际抗疫合作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三是从目前看来，疫苗研发相对较为顺利，有利于年的全球疫情控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疫情控制。另外，考虑到年春季疫情仍有爆发的可能，且疫苗普及需要时间，再加上财政货币政策受到的约束和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世界经济增速反弹乏力的风险仍然存在。
（本文选自《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张宇燕主编，孙杰、姚枝仲副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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