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
“我一直是个梦想家，妈妈曾经教导我，希望我永远不要放弃寻找星星。”
——维珍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
7月11日，维珍创始人、亿万富豪理查德·布兰森乘自家飞船进入太空，比贝索斯早了整整9天，抢先开启了“太空之旅”。本次飞行进行了全球现场直播，是全球首次亚轨道太空飞行直播。
这次载人飞行任务代号为VSSUnity22，是维珍银河太空船2号的第22次试飞，也是第4次载人航天飞行。维珍银河完美地完成了此次飞行任务。此前维珍曾宣布最快年将提供太空商业航班，这意味着只要你付费，就可以实现太空之旅。据了解，维珍银河已经以20万-2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多张“旅游门票”。
飞行之前，布兰森还在推特上晒出了与马斯克的合影，并表示非常兴奋，感觉非常好，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
摘录理查德·布兰森的自传《致所有疯狂的家伙》中的部分章节，以飨大家。
驾驶热气球飞越大西洋
我接到一个电话，“如果你认为驾船跨越大西洋令人难忘，不妨再想想，我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还计划在3万英尺高的急流层中驾驶热气球飞行。我相信它能飞越大西洋。”来自气球飞行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佩尔林德斯特拉德。
为了驾驶热气球跨越大西洋，它必须飞行超过英里的距离，是此前最远飞行距离的5倍以上，并且持续飞行时间也是此前最长时间的3倍。
和他见面后，我决定再次进行挑战。后来我得知，此前已有7个人试图驾驶气球跨越大西洋，其中5个都失去了生命。
佩尔带着我，到西班牙参加为期一周的气球驾驶速成班。我发现，驾驶气球是我做过的最兴奋的事情之一。它将几种感觉结合起来，可以升到世界的上空，体验燃烧器熄灭后的寂静以及飘浮在空中的感觉，还可从上面看到的蔚为壮观的全景式风景，所有这一切都立刻对我产生了诱惑。我的指导教练罗宾巴彻勒外表跟我酷似，在忍受了一周他的大喊大叫之后，我获得了气球飞行执照。我准备好了。
当我们驱车前往起飞地点时，我们看见那只巨大的气球被泛光灯照亮，高高挺立在树林上空。在吊舱里，我们没有意识到一场意外将我们猛地向上推去。一根缆绳跟两个丙烷桶缠绕在一起，当气球忽上忽下地拉扯固定装置时，缆绳把桶扯掉了。
第一天晚上，我们遇到风暴，下降到了天气比较平稳的高度，但这里在下雪，我们立刻失去了急流层中的速度。
我们一路飞奔，实际上，在7月3日星期五的下午2时30分就越过了爱尔兰海岸。跟驾船相比，这是一次梦幻般的跨越。我们在空中只飞了29个小时。但不可思议的飞行速度也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吊舱上仍挂着整整三桶燃料，它们很可能在着陆时爆炸。我们决定突然下降，超低空飞行，在一片空地上扔掉它们。然后再次下降，准备平稳着陆。
没有了燃料箱，气球完全失控了。除非我们能加热空气，否则，一旦气球上升到顶点，我们就会飞快坠落，就像背着一个没有打开的降落伞那样获得加速度。吊舱里还有一个小型备用燃料箱，佩尔迅速将它和燃烧器连接起来。
我们不能在陆地着陆，只能尝试在海滩着陆。
我穿上救生衣和降落伞，又将救生筏系到皮带上。我们看见气球逐渐接近海岸线，佩尔从气球顶部排出热气，降低我们的高度。但这一次，地面气流仍比我们预想的猛烈得多，风把气球刮到海上。
我可以跳伞到海上，但很可能没人会在海上找到我，我会被淹死；我也可以向上飞入夜幕降临的天空，如果能幸运地飞到陆地上，就可以尝试在夜里降落。我捡起麦克风，但无线电仍然失灵，我与外界无法联系。
在随后的10分钟，我的行动将攸关生死。我完全要靠自己。我们已经打破纪录，但我几乎是死定了。佩尔没穿救生衣，他要么已经死去，要么正设法往前游。我必须让人找到他，我必须活下来。
当气球穿过云层底部钻出来时，我看见了下面的灰色大海，还看见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直升机。我看到了希望，最终我获救成功！而佩尔也在飞行员的搜救中被安全解救。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早乘热气球飞越大西洋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活了下来。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
为非洲濒危动物修建保护区
在非洲，我也是一家自然保护组织的支持者，他们试图让现在占非洲2%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面积上升到4%~5%，给非洲的野生动物保留更多荒野，让它们自由驰骋——因为那些土地不单是留给牛群和农场主的。非洲野犬是我最喜爱的野生动物之一，这个物种濒临灭绝，我发现它们非常迷人。如果把目前用栅栏圈起来供野生动物使用的土地面积增加一倍，让它们获得更大的机会长久生存下去，那将是留给下一代人的丰厚遗产。
我来到乌卢萨巴没多久，就清楚地意识到，动物不知道边界或国境之类的东西。有些人说起“肯尼亚的大象”和“南非的狮子”，但事实上，大多数动物都一直遵循它们古老的狩猎和进食路线，根本不管人为的边界。如同迁徙的鸟儿，它们像吉普赛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四处漫游。只有当它们跟人类种植庄稼或建立城市的需要相冲突时，才会出现问题。
在维多利亚时代，当欧洲殖民主义达到鼎盛时，非洲就像一副扑克牌那样被瓜分。人为的政治边界不仅切过部落的土地，将一个个部族分裂开来，而且还切过动物的迁徙路线，打碎并破坏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正是为了纠正这种破坏，非洲建立了一个个国家公园。然而，大多数国家公园也确实是“国家”公园——它们属于特定的国家，位于其国境线之内。在安东鲁珀特博士的指导下，和平公园则迈向了下一个阶段。鲁珀特博士跟荷兰的伯纳德亲王和曼德拉合作，成立了和平公园基金会。
他们的梦想是再次创造一个能让野生动物自由穿越各国边境线的非洲。各国之间的合作将吸引生态旅游者，为周边的贫困人群和地区带来收入、工作和繁荣。非洲的人、动物和土地全都能从中获益。
鲁珀特博士说：“我们信仰人与大自然需要保持和谐的哲学。我们梦想创造一个没有围栏的非洲；梦想保留动物凭借本能踩踏出的古老迁徙小径——那是岁月也无法抹煞的；我们梦想创造一个能让大象漫游、让狮子的吼叫划破寂静夜晚的荒野。”
乌卢萨巴位于庞大的林波波跨边境保护区（TFCA）内，后者跨越了非洲的整个南部地区，从东海岸一直延伸到西海岸。我听说和平公园将最终横跨全球，从南极到北极，从东到西，囊括一些最美丽、最偏远的地方，一共涉及个国家，这时，我被这个想法深深地吸引了。不过，尽管这些公园内部没有边境线，每个国家却对自己国土范围内的那部分公园享有绝对的主权。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成就，当曼德拉第一次跟我提到它时，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理念。
但是，如果没有钱，保护事业就仅仅是保护空谈。
天堂中的一切并不那么美妙。我发现，事实上非洲留给野生生物的土地数量微乎其微。它们遭到农场的蚕食和盗猎者的侵袭，在有些地区——例如莫桑比克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内战导致野生动物被猎杀一空。而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数量又太多了。我越是深入地参与这个项目，我就越深刻地意识到和平公园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南非与莫桑比克之间的边境围栏被移除，这是其中最令人兴奋的突破之一。现在，克鲁格那些数量过剩的大象就可自由自在地进入莫桑比克，为那里荒凉的动物保护区带去生机了。
在海湾战争期间进入巴格达接回人质
我在电视新闻中突然看见一连串令人惊讶的镜头。萨达姆侯赛因坐在一群被扣押在巴格达的英国公民中间，他示意一个小男孩过来，站在他身旁。他把手放在男孩头上，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边继续对着摄像机讲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电视镜头之一。那个男孩和山姆年龄相仿。我知道自己必须设法帮助他们。如果那个男孩是我的儿子，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带回家。记者估计这些人质会被用作“人盾”，关押在联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内。
我不知道怎样帮人质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大西洋公司有一架飞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获准飞入巴格达，就能带上萨达姆侯赛因同意释放的人质。我突然想到，正如我能为约旦的危机提供帮助，或许我也能用同样的方式，为获释的人质提供交通工具。
在运毯子到约旦时，我不仅联系了外交部，而且还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建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国家与伊拉克之间的少数联系人之一。我听说伊拉克缺少医疗用品，我想知道能否跟他们做个交易：如果我们给伊拉克空运一些医疗用品过去，他们能否释放一些被扣押的外国人。我给努尔王后打电话，问她能否帮我。我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她建议我再去一趟安曼，与侯赛因国王讨论这个问题。
我开始起草一封给萨达姆侯赛因的信。我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组织医疗和食品供应。我问他能否考虑释放一些在巴格达抓住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和病人。为了表达善意，我提出运过去一些伊拉克紧缺的医疗物资。我提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和他的肺癌，然后在落款中写上“理查德布兰森敬上”。
侯赛因国王替我将信译成阿拉伯文。他还给萨达姆侯赛因写了一封说明信，然后通过特使送往巴格达。
回到伦敦，我开始跟外交部磋商。我试图了解所有被扣押在巴格达的人质的详细健康状况，这样我就能“证明”他们患病。然后，我又给其他外国大使打电话，提醒他们会有一趟救援航班飞往巴格达，他们应该出示本国一些公民患病的“证据”，设法让这些人上飞机。
我回到英国后过了两个夜晚，就收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答复。他答应释放妇女、儿童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需要某个有地位的人飞到伊拉克，向他公开提出这个要求。我给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担此重任。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爱德华希思的名字，萨达姆侯赛因同意接受。第二天，我们就把爱德华希思送到安曼，由侯赛因国王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尽管我知道这次飞行会让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我也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飞机轰鸣着，战战兢兢地朝巴格达飞去，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是第一架前往那里的飞机。所有人都不再说话。我们即将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是联军计划攻击的核心目标。
我们正在接近巴格达。
我带头向伊拉克停机坪走去。两排士兵呈扇形散开，把我们围在中间。两名高级政府官员身穿棕色驼毛大衣，前来迎接我们，要求人质的亲属待在飞机上。
我们被带进一间空荡荡的候机室，这里的所有技术设备都已被拆除，包括电脑终端、电话甚至电灯。
我听见外面传来动静，泰德希思率领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孩子，通过玻璃门走了进来。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他们显得那么苍白，一见我们就爆发出欢呼声，跑过来跟我们拥抱。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不能把这些人全都带回去。每个人都笑着互相拥抱，脸上热泪纵横。外面，士兵们正在卸下我们带来的医疗用品。
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妇女不得不离开丈夫，她泪流满面地朝我走来。一个男子不得不把三岁大的女儿交给保姆，向她说再见。除了给他一个拥抱，我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俩眼里都噙着泪水，我也是个父亲。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当我们走过寒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又送给他们一些儿童航空旅行包，跟他们互道祝福。等我们飞走后，这些外表虚弱而恐惧的士兵将穿着难受的靴子和橄榄绿裤子，握着枪支继续站岗，而这里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炸毁的目标。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不安。
大多数人质都手拉着手，走过跑道，这样既可互相取暖，又可互相支撑。大伙儿看起来就像一群幽灵。那架孤零零的波音让他们显得更加渺小。除了一盏照亮舷梯的聚光灯，所有的灯光都再次熄灭。我走上舷梯，转身挥手道别。
在飞机上，人质和亲人们涌进过道，互相拥抱，人群中响起一阵阵欢呼。我们系好安全带起飞，飞机刚一拉平，派对就开始了。我们终于逃过一劫。大家都手握香槟站着，互相倾诉自己的遭遇。当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离开伊拉克领空时，人们鼓掌欢呼起来。
开坦克车辗过放在时代广场上的可口可乐
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已经在笔记本上潦草地涂抹筹划推出一系列维珍软饮料的可能性，由维珍可乐公司率领，跟作为全球十大企业之一的可口可乐公司竞争。
就跟往常一样，一旦我已经下定决心，当别人警告我放弃自己的想法时，我会更加坚定地去尝试一番。这一次，我们都意识到，自己必须在超市的货架上一英寸一英寸地争取。不过，在确认了失败造成的经济风险很小之后，我们就决定继续做下去。我们知道自己的产品跟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产品相比毫不逊色。
于是，我们就正式成立维珍可乐公司。几个月内，我们就在全国销售了价值万英镑的维珍可乐，并且在供应维珍可乐的商店获得了50%的市场份额。我们继续把它推向法国、比利时和南非，甚至设法将一台维珍可乐机放在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可口可乐招牌下面。在此之前，我们驾驶一辆奇伏坦坦克，闯过一道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罐构成的墙壁，并朝时代广场上悬挂的可口可乐招牌开火！
最初，可口可乐总公司并未把维珍可乐当作威胁加以严肃对待，所以我们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对。我不知道，在可口可乐的亚特兰大总部，有一位身居高级职位的英国女士，她警告那里的管理人员，说维珍拥有的力量和品牌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撼动可口可乐的地位，她劝说董事们让她在英国建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试图毁掉我们。几天之内，她和她的小组就来到英国，向零售商提出无与伦比的条件，让他们的可口可乐压倒我们的维珍可乐，而小零售商则受到拆除可口可乐冰箱的威胁。可口可乐的这场运动甚至比英航当初对付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肮脏诡计还有效，但维珍可乐幸存了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女士，如今在维珍的主要清算银行拥有一个高级职位。
展望未来，我不知道维珍可乐是否会成为软饮料中的全球领先者。不过，就像对待我们的所有业务一样，我对此保持开放心态。然而，我确实知道，如今已扩大发展为维珍饮料公司的维珍可乐体现了维珍哲学——在销售维珍可乐带来的乐趣和兴奋下面，还有一个合理的商业计划。推出维珍可乐的决定以三个关键因素为基础：找到合适的人选，积极利用维珍品牌名称，防止不利的方面。
维珍可乐的商业计划非常明确，出售这种饮料，我们绝不会有多少亏损。生产可乐非常便宜，不同于其他大多数产品，它的生产成本可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完全能够在广告、推销费用跟销售收入之间保持平衡。只需看一眼可口可乐的资产负债表，就足以揭示这个行业利润有多高。根据那样的边际利润，我们知道该行业肯定拥有足够的空间，让另一家企业带着不错的可乐加入进来，跟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平分秋色。
一旦确信我们已经防止了维珍可乐制造方面的不利因素——这一直是我担忧的首要方面——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加入维珍可乐能否真正扩大维珍品牌的声誉？尽管遭到一些同事的反对，但我却相信可乐拥有许多能让人们把它和维珍联系起来的特性，它咝咝作响的泡沫以及趣味和自由感。除此之外，我们的可乐也比其他可乐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跟两大巨头相比，我们是规模很小的初来乍到者，正是这个事实，让我们得以茁壮成长。这也意味着我们能让这个品牌活跃在年青人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