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欧洲人来说，在非洲境内最有用的是机关枪。
机关枪是美国人海勒姆·马克西姆根据他们的想法发明的！有人曾建议马克西姆，如果他想赚钱，他应该“发明些东西，能让这些欧洲人更容易地割开对方的喉咙”。他们用新武器瞄准了非洲人。这种便携式的自动机枪每分钟能射出发子弹，是步枪火力的倍，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每一颗子弹的后坐力，反弹出废弹壳，并且插入下一轮子弹。
年，罗德斯追随哥哥来到南非。他用10年时间创立了德比尔斯矿业公司这家公司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从非洲攫取了大量的钻石。英国国旗“从开普敦一路安插到开罗”的画面启发了罗德斯，也向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和忙着在东非站稳脚跟的德国人发出了警报。建立伟大的帝国有时就是要厚颜无耻，罗德斯的名号刻在他接管的地域上长达半个世纪。
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找到了从橡胶产物中提取粘胶的方法，但是直到年，英国人约翰·邓洛普才成功地为他儿子的三轮脚踏车制成了气压轮胎，装上这种轮胎的车辆行驶更加平稳，这变成了橡胶的主要商业用途。自行车风潮随之而来。在技术进步的下一个拐角，六个国家正在开发现代汽车的技术原型。
汽车对橡胶的需求把曾被忽视的赤道和中东地区整合进了世界经济。不仅是橡胶找到了新用途；石油、硝酸盐，甚至是仙人掌也具有了商业价值。机械收割机改变了美国的农业。它的广泛应用无意间还引起了另一项农业机械的发明，用线绳捆扎小麦的打结设备。贫瘠干燥的尤卡坦半岛的土地所有者不知如何学会了用仙人掌制作绳索的方法，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商业机会。
欧洲主要的工业大国对待它们不那么先进的邻居时，间或也会表现出它们在非洲展示的那种颐指气使的控制感。年，一个由德国公司和英国公司组成的财团收购了安达卢西亚海岸线上力拓河沿岸的西班牙矿山，传说这里是所罗门王的财产，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时代。新的力拓公司引进了现代化的设备，并为它的英国员工建设了住宅区。
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封闭的社区”，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阻止西班牙人的进人。英国人只要与西班牙人结婚，就会失去在贝拉维斯塔居住的权利。力拓公司迅速地使该地区变得一片死寂，它定期燃烧硫化铜棱锥造成了环境灾难。年，当地多名愤怒的受害者厌倦了呼吸这种含硫气体，他们发起了抗议，遭到了西班牙当局的暴力镇压。
年，当美国铝业公司合中国铝业公司想要收购力拓公司12%的股份时，它再次成为新闻的焦点。19世纪，美国不断扩张，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生活的印第安人推向了更远的区域。在军队的支持下，武装移民帮助美国实现了它的“昭昭天命”，占领了北美大陆。
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很快住满了人，在美国领导人的眼里，自己的国家俨然已变成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一股势力。对帝国统治的愤怒感染了许多美国人。就在此时，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的地方出现了机会。许多欧洲大国正在争相占领新的殖民地，而西班牙这个昔日辉煌的帝国对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这三处仅存的财产的控制却麻烦不断。
年，古巴的独立战争博取了美国人的同情心，美国的小报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了古巴发生的叛乱。美国国会指责西班牙应该对美国战舰的爆炸负责，并授予了总统可以武力对抗西班牙的权力，顺带着宣布了古巴独立。在某次交战状态中，美国在距离古巴一万英里之外的马尼拉湾击沉了西班牙的舰队。
美国立即强占了关岛、中途岛和威克岛。年，夏威夷群岛划入了美国的保护范围。同时在加勒比地区，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后，西班牙终于承认了古巴独立，并且把菲律宾割让给了美国。具有独立精神的菲律宾人民被这个主权受让的举动点燃了怒火，他们与自己的新主人苦苦抗争了16年。
这场斗争十分残酷，甚至美国士兵也不能原谅自己的军队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最终，美国还是加入了帝国俱乐部。菲律宾人民不得不又等了48年，才拿回了他们的自治权。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与欧洲的并无分别，他们吹捧自己国家的工业、贸易和就业的扩张，而这些都是他们在新征战中获得的战利品。
在瓜分非洲的几年里，大卫·利文斯通和亨利·莫顿·斯坦利代表着把欧洲人带入非洲的两股动力。斯坦利象征着姿态傲慢的剥削，而利文斯通则表现了对他人身心幸福的奉献。许多像斯坦利一样的私人事业不仅削弱了这些国家击退西方势力的能力，还在许多方面破坏了它们文化的完整性。基督教传教士关心非洲人民，但是也抱定了要改变他们的决心。
尽管斯坦利和利文斯通之间横亘着一条道德的鸿沟，但是两个人表现出的特征与风险投资都相当一致：他们不知满足的好奇心，他们为了达成长期目标可以忍受的短期不适，以及他们无坚不摧的意志力。欧洲内部的争斗加重了商业的贪欲，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爆发式的占领结束时，半个地球被攥在了9个国家的手中。
随处可见的资源开发冲动很少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它常常被并入欧洲人是历史发展代理人的假设。欧洲人在国外的确开启了许多美好之门，而且他们还亲眼目睹了当地统治者的残酷行为刚性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保障。不过，伤人感情的傲慢同样也蒙蔽了欧洲人的双眼，他们很少真正地了解和关心当地人，所以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给这群人造成的伤害。
无论是否与欧洲之外的西方统治有关，进步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让西方国家的海外国民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且虚弱的自卑感。20世纪，汉娜·阿伦特指出了这个问题：欧洲人在本国的疆界之外，愿意完成在国内无法容忍的行为。放眼全世界，欧洲人并不是最暴力的，但是他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死亡和破坏。
资本主义的马达每十年就会获得更大的动力，驱使欧洲人从容地去征战。欧洲人看不起禁锢于陌生习俗的不同面孔，这种轻视减轻了他们作为文明使者的负疚感，这与美国白人之中的奴隶制情况相同。有人可能会说，回想起来，当政府主动远离参演资本主义节目的私人投资者时，资本主义早已习惯了阴险的神态。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善于兜售他们的正能量，同时把他们暴虐的故事沉入人性本恶的池塘。暴力确实是普遍的能力。戴蒙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那里的居民长期以来养成了温和的个性。而毛利人这个与他们分离了几个世纪的远亲，听说他们没有任何武器，于是就派了一支探险队去往这座岛，屠杀了男人，掳走了妇孺，消灭了这个族群。
欧洲人坚持了自己的优良美德，同时也追求着丑恶的目的，他们自我驱动，不断提升。18世纪发生了一场情感革命，最初的问题指向的是欧洲社会内部的罪恶。新的人道主义以个人对其他人类的移情作用为基础，虽然与以前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但在社会里生了根，发了芽。这种人道主义生动地表达在欧洲的文学、哲学和艺术中，为欧洲人提供了新的更亲切的特征。
E.I.杜邦的父亲为了纪念启蒙运动的目标给他起名埃鲁西尔·伊利泽（EleuthèreIrénée),意思是“幸福与和平”。这个新精神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战役中失去了一些感染力。后来，19世纪，在没有否定人道主义的情况下，科学研究开始描述种族差异存在的方式以及原因。这样的论述为欧洲帝国建设者的侵略行为打了掩护。
结语
就大众层面而言，两个理由可以解释欧洲的罪行：一是受到影响的人们非常无知、懒惰和迷信，所以他们不清楚自己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事；二是欧洲人是自身优秀文化的伟大使者，他们的优秀文化在宗教、工具和财富中都有所体现。欧洲人从文明国度而来，为他们愚昧无知的新臣民带来了公共教育、清洁的卫生条件、更好的运输系统以及更加尊重女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