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些地区殖民农业得以发展的条件继而催生了远比西非复杂的一系列生产体系，从经典的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到欧洲人掌控的企业，再到一片产业类似且相互竞争的重点区域。
这片区域更北一些的部分－莫桑比克北部、尼亚萨兰、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产出许多和西非相同的经济作物，尤其是咖啡、棉花和花生。这些商品大多数在使用传统手动锄地法的小规模土地上种植。在这农业区域，欧洲人的优势是不容挑战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机械化，控制了大量劳动力，并将作物的培育和处理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规模经济。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现象在移民或矿业公司控制力最弱的北部地区再一次出现：坦噶尼喀的剑麻、肯尼亚和尼亚萨兰的茶叶、一开始在南非的纳塔尔省后来则在乌干达出现（在这里亚洲人代替了欧洲人成为主要种植者）的糖类作物。这一区域的生态因素以及英国直辖殖民地对拓荒者的支持解释了欧洲式农业相较西非更大规模的应用。
但我们需要注意，尽管南部和东部非洲可供利用的土地较多，它们也只是在采矿方面取得了很引人注目的成绩，而没有成为现代大型种植园的重要所在地，即超大规模、高度机械化、由雇佣经理人在热带地区运营并由生产和分配终端工业产品的宗主国企业所属的种植园。
总体而言，这类种植园的特点和非洲殖民地比起来，更近似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或东南亚的例子，而其中为数不多的非洲性特征在热带森林区域和适宜殖民农业发展的更为温和的条件中同样容易找到。另一个完全由公司下属种植园体系主导的例子是西非的利比里亚。
年，该国将超过40万公顷的土地连同劳动雇佣权割让给了美国法尔斯通橡胶公司。然而，利比里亚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都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由美国城市黑人移民统治的名义上的独立国家。与法尔斯通达成协议的目的是将这个国家从巨大的国际债务中拯救出来。因此，利比里亚并不是非洲殖民地的典型，而代表着跨越大西洋移植而来的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经典情景。
正式殖民地条件下大型种植园唯一的成功例子在喀麦隆西部，这是一个横跨西非和中非边界的火山活动形成的高低森林地区。世纪之交时欧洲人在这里占有的土地规模很大且高度资本化，但其投资者不是制造商，而是德国的贸易企业和银行家。因此，这里的发展模式与小型殖民农场差别并不大，种植园一开始生产咖啡，后来转变成了一度获得成功的可可，最终转型为在这里拥有持久竞争优势的作物：棕榈制品、橡胶和香蕉。
非洲殖民地中由移民和矿业企业利益支配的大型种植园最多只能说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早期在德属坦噶尼喀和尼亚萨兰尝试进行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失败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政府赞助的大规模坦噶尼喀花生计划代表了欧洲企业在非洲殖民地所遇到的最大惨败之一。年，比属刚果政府给利华兄弟公司授予了接近80万公顷土地的特许权，该公司是主要的肥皂和人造黄油生产商，之前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倾向农民的英属政权用社会政策性质的理由拒绝了类似特许权的授予。
虽然利华兄弟（后来的联合利华）下属的比属刚果辉利瑞公司坚持运营到了国家独立，也一直与联合矿业公司和开赛的钻石特许开采区域并列为殖民地刚果的经济支柱，但事实上这家企业并不利。与大小适度且更为多样化的喀麦隆种植园企业不同，比属刚果利瑞公司投入基础设施、加工业的资金和对种植业滞后的投入远远超过了能使效率提升所需的数额，尤其是在其母公司看来，这些资金本可以用来从公共市场上以低价购买它所需的所有棕榈油和棕榈仁。
非洲殖民地的移民聚居区中，大型宗主国企业渗透进入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成功例子是肯尼亚的茶产业。英国最大的两家茶叶企业－布鲁克邦德和詹姆斯芬利于“一战”和“二战”之间在这里购置了超过公顷的土地，占到了整个地区茶叶种植面积的80%.然而，肯尼亚的大多数欧洲式农业都被当地移民所控制，其资金常常比较有限。
纵观整个南部和东部非洲，大多数欧洲人种植作物所要采用的耕作方法和资本支出也在非洲人的承受范围以内。这种重叠并不总是会引起争端，虽然回顾起来似乎非洲人总是占劣势的一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需要相对精细处理过程的弗吉尼亚烟草成为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主要出口作物。
绍纳农民早前曾经参与精致度稍逊的土耳其烟草的商业化生产，但由于他们在不稳定的烟草市场中缺乏政府的支持，这一本土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便销声匿迹了。另一方面，马拉维的情况是20世纪20年代末欧洲人在弗吉尼亚烟草种植上遭遇了停滞，而非洲农民和独立的小农扩大了更易打理的美洲黑叶烟草的种植。在东非，咖啡种植业是最典型的对非洲生产者在经济上无理歧视的例子。
非洲人在坦桑尼亚西北部和乌干达南部主导了本地低价的罗布斯塔咖啡豆的种植，但肯尼亚高地的移民垄断了价格更高的阿拉比卡品种。阿拉比卡咖啡的培育和粗咖啡相比需要更为干燥、海拔更高的环境，但对规模经济的需求较低。实际上在一些合适的区域，诸如乞力马扎罗山、南方高地和坦噶尼喀的西部悬崖区域以及乌干达的埃尔贡火山，阿拉比卡咖啡在非洲小农群体中种植情况良好。
因此，非洲农民对阿拉比卡咖啡在肯尼亚被限制种植感到非常不满。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最激烈的竞争发生在玉米种植业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肉牛和奶牛的饲养领域。我们已经看到，这类乡镇企业很容易便适应了非洲本土内部经济，尽管欧洲人引入了重要的新品种种子、新的动物种类以及新的饲养方法。非洲农民被吸引到了玉米商业化种植和商业化家畜饲养中来，因为这些行业的门槛较低，对粮食供给构不成威胁，且可以同时从稳定的城市一矿业市场以及波动较大的海外需求中牟利。
虽然欧洲人坚持声称他们自己的农场比非洲人的要高效得多，最易衡量的标准是玉米每亩种植的产出，数据显示当投入相似数额的资本时，产出结果差异不大。在南非、罗得西亚和肯尼亚，玉米种植和牲畜养殖成了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农村经济竞争的聚焦点。因此，在这一情景下欧洲人采用的主要武器并不是获取各类生产资本的优先权，而是他们对国家的影响。
前一种优势常常会导致在大规模农业中灾难性的过度投资，并且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被非洲人学习新技术和降低劳动成本的能力所抵消。但国家可以用来操控所有生产要素的分配。在拓荒者占支配地位的地区，土地被划分成了拥有最佳种植条件的欧洲区域和土壤质量较差、面积不足的非洲人“保留地”。
通过限制非洲人进行自主商业化农业以及对现金收入的征税，将劳动力引导到了欧洲农场之中。对交通、灌溉系统、农业推广、市场监管或价格补贴的公共资本投资经常偏爱欧洲人。这种国家干预的程度和形式依据每个政权对本地政治目标的投入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出意外的是，南非的压制是最严重的。
南非政权直接服务于野心勃勃的白人农民，这一群体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代表了城市资本主义和欧洲人口贫困的大多数之间的中间群体。当一个成长中的矿业部门和南非战争后重建的努力极大地扩展了当地农产品市场的时候，白人已经占用了南非大多数耕地，却不能够单独开发。富裕的地主往往同时也是城市企业家，对非洲农民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既是高效的农民，也可以作为劳工储备满足工业部门劳动力的需求。
结语
仍然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阿非利卡农民与非洲“擅自占地者”达成了非正式协定，因为迁徙布尔人的后代缺乏维持一个私有地雇佣劳动体系所需的现金或制度基础。这一时代见证了南非黑人“农民”企业的黄金时期，当地黑人男性使用自己的家庭劳动力、牛和犁进行耕作活动，就其中的土地性质看，已有以“保留地”性质而分配的土地，也有在白人区域购置的土地，还有以租金或定期提供工作服务作为回报而占据的白人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