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鸣:人情与国法孰轻孰重
由于死者母亲的求情，14日，市一中院从轻判处凶手宋晓明有期徒刑12年。在之前的庭审中，这位善良的母亲推己及人，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宽恕凶手，并当庭为杀人犯求情。法官在昨天的判决当中表彰了这位母亲的宽宏大量。（7月15日 京华时报）死者母亲的伟大不必再说，法官判后三言不必再讲。单就案件的审判来说，世人关注的不是法律的神圣之处，而是对死者母亲为犯罪人说情之事尤为瞩目，这说明中国的法律还是看人情来判决的。法律是神圣的，是用来维护人间正义的。在中国这个自古就缺少“法”的国度里，人治在长时间大于法治，不要说这是封建社会的“专利”，今日之中国“人治”现象依然层出不穷。当人治大于法治之时，任何案件都可以加入人的感情因素，于官是徇私枉法，于民是行贿求“安”，于是暗箱操作、颠倒黑白、践踏法律之事屡见不鲜。虽然今日我们处于法治社会，但在讲人情关系的中国却是“无奇不有”。笔者并不反对死者母亲用宽容之心来教化犯罪人，可她没想过自己的“求情”是在给“法律”难堪，当我们全力关注“情”字占主导地位的案件时，法律的地位正逐渐被削弱，如此则于社会无益，于民族发展无益。一个健全的社会“法”也应是健全的，健全的法律体系是社会安定的条件，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并不存在特权化和贵族化倾向，不存在人情大于国法的情况。对于报道中犯罪人的判决，虽说有他的自首、救助被害人等因素在其中，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害人母亲的道德影响力却有着决定判决结果的力量，连我们的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也此为卖点，把它看成又一起“德治”的典型。殊不知，对德的宣扬即是对法的蔑视，今日我们的法治社会还只停留在形式层面上，“人情”攻势实在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法制建设还有待进步，国法的权威性不能够因为人情因素而受到挑战，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之处，否则，任何努力在人情面前都是徒劳的。国家虽然提倡“以德治国”，前提却是以“依法治国”为主。当国策推行而下变成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之时，人情与国法相比还占有优势之际，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的我们只能徒呼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