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础设施：国家指导型企业的试验对于前殖民时期非洲经济体未能与海洋贸易伙伴达成平等地位的最简单的解释便是基础设施的缺陷。
考虑到在非洲大陆进行有效交通所面临的自然障碍，只有在现代交通方式上大量投资才能带来内部或外部贸易的快速增长。这类投资的必要条件是更大且更稳定的*治单元的建立。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便是在殖民统治不存在的情况下，一些如阿散蒂、索科托甚至乌干达等活跃的非洲王国也可能逐步为这类发展提供基础。
然而，历史上它们从未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而那些代表着已经拥有现非代资本资源的欧洲社会的殖民*权快速成功的可能性明显要更大。殖民*权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的明确贡献包括逐步建立起了新型交通网络、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以及提供了各类卫生和教育服务。
但即便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主要欧洲国家而言，在非洲建立这类基础设施在最开始也被认为成本过高。只有经过了长时间的踌躇和大规模的各种国家指导型企业解决方案的实验之后，殖民*府才终于开展了这些投资，而这也将使它们在非洲最南端以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几乎整个热带非洲，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外交官“纸上分割”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相对停滞状态。
首都以外的地区只有基本的行*管理，铺设了很少公路，也几乎没有铁路，对于大多数非洲人来说生活基本没有变化。这些踌躇不前的原因主要是财*方面的：欧洲私人投资者对非洲不感兴趣，宗主国法律反对在殖民地的大量开支，甚至已经在沿海贸易集散地建立的西方贸易企业也拒绝在与*府零敲碎打的“讨价还价”成功之前进入内地。
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早期殖民*权试图找到不用与外部欧洲对手在*治主张上针锋相对的解决方案，并通过承认乃至于鼓励成立特许公司的方法提供内部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作为对该*权控制地区专有开发权的回报，这些特许公司会自己负担现代化初期的主要成本。这些国家指导型企业可以归为两类。
在诸如尼日利亚北部、属东非（现今的坦桑尼亚大陆）、英属东非（肯尼亚、乌干达）和英属中南部非洲（赞比亚、津巴布韦）等这些地方，企业得到了在宗主国*府官员不直接干预情况下统治整个领土的特许状。而在诸如法属赤道非洲、喀麦隆、利奥波德国王的刚果自由邦（现今的扎伊尔）以及莫桑比克等这些地方，特许权有选择性地授予了一些地区，殖民当局仍然是殖民地的总负责人。
但即便是有垄断收益的诱惑和有诸如乔治·戈尔迪、威廉·麦金农、卡尔·皮特斯、塞西尔·罗得斯或者“葡萄牙的罗得斯”－帕沃·德·安德拉达等这类人的魅力，相关企业也仍难收集到能满足新殖民地基础设施需求的必要资本。除了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这个例外，国家指导性企业带来的只有灾难。最先崩塌的是主权性质的特许公司，它们本就不足的资源在确定*治地位的未遂尝试中消耗殆尽。皮特斯的东非*权在年到年沿海反对德国人的动乱中轰然倒下。
数年之后，麦金农的英帝国东非公司在其第一次乌干达远征中宣布破产。戈尔迪的皇家尼日尔公司是热带特许*权中资金最充足的，其面临的是要与法国派遣的*府*事力量直接竞争以征服整个尼日利亚北部土地的挑战。
到了年，这三个特许公司的特许状都被吊销，只有在南部非洲，罗得西亚还以一个私营公司的形式统治整块殖民地。在各地区内部授予的特许领地持续的时间更长，对非洲发展造成的危害也更大。这类垄断性特权的主导者总体而言缺少帝国主义特许公司的视野（不管有多么错误）和*治话语权。
这些特许公司虽然承担的事业有限，但其资本也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即便如此也有一些特许公司得以通过各种投机性欺诈的组合和将现存的掠夺性商品获取体系粗暴地强加于他人等手段获取可观的财务收益。特许*权的一个很好的典型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私1人拥有的刚果自由邦。
利奥波德本人很有眼力，他将大量的私禾有财富和资本能量投资在自己的殖民地。在19世纪90年代刚果自由邦濒临破产之时，他作为立宪君主也享有特权，要求比利时*府给予了大量贷款（近万法郎）。利奥波德进一步利用自己的影力成功说服了比利时和外国的资本巨头前往刚方果投资。
为了保证这些资金能够得到合适的回报，利奥波德制定了一种双轨的垄断机制：刚果的一部分被宣布为国家领地，对私人企业不开放，另一部分则被分给了私营特许公司，其中许多公司中，国家（即利奥波德本人）也是主要股东。这一体系成功地为一个基础的行*管理机构和初级的铁路道路交通体系提供了资金，确实达成了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直接目标。
但在这些成就取得之后，刚果的投资率便急剧下降，资金出逃现象增加。正如世界在年之后将会知晓的那样，当刚果的企情况成为重大国际丑闻的主题时，这些收益的代价最终落到了当地人身上，他们受到了残酷对待，被迫给欧洲出口商提供野生橡胶和象牙。刚果的特许*权至少确实提供了大量的初始投资，其开拓的领地中蕴藏着大量矿产财富。
比利时*府从利奥波德手中接过统治权以后（年），新的*权能够改良之前的弊端，并且仍然维持较高的收益和再投资。其他特许体系可能并没有做出那么令人发指的暴行，但它们也没能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任何基础。在莫桑比克建立特许公司以及大多数投资的触动因素并不是来自刚果，而是来自罗得斯的南部非洲投资项目。年至年间，莫桑比克公司、赞比西亚公司（ZambesiaCompany)和尼亚萨公司（NiassaCompany)被授予了广袤土地的特许权，以期能够找到贵金属或者钻石。
这些公司留下的唯一基础设施是位于莫桑比克南部的港口和铁路运输体系，主要服务的是邻近的南罗得西亚的需求。其他情况中，特许*权只不过是一个放大版的普拉佐体系，它们虐待当地劳动者，甚至将其作为合同劳工出口海外。19世纪20、30年代，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Salazar)对葡萄牙殖民体制进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废除了特许权制度，但是，暴力剥削的传统却延续下来。
刚果的模式得到了邻近的法属赤道非洲和德属喀麦隆亦步亦趋的效仿，但这两个地区投资的资本有限，缺少本土劳力，且没有能够找到贵金属，所以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年，大约80%的法属刚果、加蓬和乌班吉沙里（现今的中非共和国）领土被分配给了总共40家公司，其中许多对发展特许领地都没有上心。
结语
在喀麦隆只有两个团体获得了德国*府给予的大量特许权，但这些只相当于总领土的50%左右。在法国和德国公司的例子中，它们都未曾建设铁路或其他基础设施。年以前一些特许公司靠着出口野生橡胶确实曾经收益颇丰（法国殖民地一些公司的获益状态持续到了下一个十年，甚至更久）。然而，与利奥波德的刚果情况一样，这类成功伴随的是对非洲人的极端虐待，这在欧洲引发了丑闻，当地也因此动乱不断。